法与术犹如其左右两手——一正一奇，一显一隐，一拙一巧，一刚一柔，一方一圆，一死一活，一静一动，一张一弛——阴阳摩荡则威势生生如循环之无端。

针对商业主义的平衡形象，出现了另一种形象，即一场血腥、明确、歼灭性决战的斗士形象。虽然施米特认为议会制利用了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要素，是各种政体要素的折中与混合，但施米特并不认为议会制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议会制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基础，即辩论和公开性，这是伯克、边沁、基佐和密尔等议会制思想家一以贯之的思想主题。

25对于世俗政治领域的代表概念与天主教神学上的代表概念，以及近代代议制与中世纪代表制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一个被学界普遍接受的论断，正如曼斯菲尔德的研究所表明的，即便我们可以从制度和观念层面发现近代代议制与中世纪代表之间的诸种关联，但无可否认的是：近代代议制与中世纪代表制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两种不同的代表机器。各种罢工已经激发出了无产阶级身上最高贵、最深刻和最动人的情感。⑧张旭东：《施米特的挑战——读〈议会民主制的危机〉》，载《开放时代》2005年第2期，第132页。针对教徒，教会是基督的代表。参见［法］乔治·索雷尔：《论暴力》，乐启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

⑥代表与代理的区别，下文会详细讨论。最后，代表具有独立性，特别是独立于被代表者，代表是全体人民的代表，不是某个选区或选民的代表。《尚书·尧典》谓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刻板如斯之人民方与虑周藻密之良法相得而益彰。汉末魏晋之政局一路向春秋下坠，人物亦骎骎有彼时贵族之韵致。  注释: [1] 见《尚书·甘誓》 [2] 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3]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老人之体质非怵惕寡欲不足延年益寿，故洪武内修峻法外绝互市以垂范于子孙。

《宋刑统》殆可视作《唐律》翻版，却由众习苟且失其肃重之威——玉律金科原无异，世道人心渐已非罗马法有市民法与万民法之别，内诸夏而外夷狄——秦朝律法则无分远近一视同仁。

汉人深知放诸四海皆准之法条只适用于情形雷同之简单案件。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5]按同姓不婚之原则，姬姓诸侯必随宗族之繁衍流为几百年前是一家的疏远宗人——其与齐宋之君则每有翁婿郎舅之亲、舅甥姑表之谊。迨至礼崩乐坏之东周，公司股权结构终随章程之屡违渐有白云苍狗之变。疏议博综淹贯，无免乎北人之深芜。

秦始皇盖汉谟拉比、拿破仑之流亚——权欲膨胀而以法制为超逾形体之忠实替身。是以当山东乱起天下土崩瓦解，秦人有崤函之固而不能保其宗庙之祀。血缘宗族的瓦解造就基于守法之个人的利维坦——及至纲纪废而国家乱，芸芸属民渐由规范的法律人还原为感性的自然人，重又回归宗族之怀抱。战国七雄之中，贵族传统相对薄弱的秦国社会构成最为均质，而缔建绝对君主制下公正严明之法制的改革尝试亦最为成功。

礼则期以自律之君子，依止人性如春阳之煦暖。周朝好比几大家族以世代联姻的方式合资参股之公司——章程规定股权恒久不变而姬姓永为控股之一方。

克里斯提尼创陶片流放法，将影响城邦稳定之名士巨公投票逐出雅典。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在公羊家的眼里人世间的庆赏刑罚须副神圣之天意，而非仅君主功利之二柄。

比如，维多利亚女王在世时英国与威廉二世之德国可谓祖孙之国——至爱德华七世一变而为舅甥之国，至乔治五世再变而为姑表之国。[14] 指羊祜陆抗惺惺相惜。崛起于元末会社民变的明太祖颇带几分江湖习气，其法外施刑以惩贪官的雷厉作风殆与替天行道之梁山好汉灵犀相通。当彼之时唯有法家者流欲挽狂澜于既倒，扶帝国于已倾——曹操、诸葛亮、王猛、刘裕皆其类也。佛法初传中国就幸遇驾轻就熟之社会环境，而其众生平等的革命吁求亦轻易得获旋转乾坤之抓手。稍晚于秦汉帝国，法度森严之罗马也在内忧外患纷然相乘的困境中土崩瓦解。

鼓励公平竞争的科举制度正是在泯灭虚妄分别的平等心上奠其千年不拔之基。天子于是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

秦人志虑忠纯无所用心，行事往往墨守成规而不知酌情变通——至连燮理阴阳之丞相也多从山东进口。古人敬畏冥冥上天，理之必然尊重天意所定长幼之序——立长有如排队之先来后到，循之则顺违之则乱。

清帝国的权力交接一传不佳至于北洋系，二传不佳至于国民党——皆老气横秋无以承绍满洲人在鼎盛之年积攒之家业。利维坦精力绝人，故可由繁密之律法管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一旦处置失当便极易成为怨府祸梯。

孔子曾不远千里问礼东周——其为人也每好庄重典雅的先王之乐，而对轻佻媚俗的夷狄之乐则深恶而痛绝之。炎汉一代当武帝之世最为雄盛，蓄锐既久终于此际重拾秦人开疆拓宇之威势。对信马由缰的蛮族而言，自由之感觉最是刻骨铭心。自秦始皇变法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

蚩尤即与五虐之刑渊源甚深，其人亦克莱武之流亚。长生不死之千年古国渐成遥远的记忆。

王莽刘秀的废奴诏令可释法律意义之奴婢，却无奈精神层面之僮仆——此辈如未成年人难以自立，非寄身豪强势家之庄园则必托庇秘密宗教之团契。通情达礼则肥，刚戾失礼则痩。

博厚高明的经学传统曾哺育人文璀璨之稷下学宫——承其风旨的汉儒每由形而上层面把握为政之准则、立法之依据。有元一代法制虽亦参照前朝律典，决狱断讼每以判例为渊源——盖因主权者一如盎格鲁撒克逊人擅长具象之类比而不娴抽象之演绎。

儒墨黄老或效周道，或法夏政，或倾心于小国寡民——皆回首后顾之保守主义学说，其意常在培元葆初以延缓利维坦的自然衰老。两国关系的走向似与此人伦之变迁不无相干。蒙古人每征服一地必引降人为羽翼进而征服他地，先进凌于后进遂生层级井然之四等人制——被征服者由此分享征服者之荣耀。经义决狱于成文法外另行判例之制，思理略似伊斯兰教法之类比——而引经注律更使经义浑然融于国法，法条因之柔韧而有弹性。

防患未然，此先汉所以兴隆。法度弛则性灵彰，秦汉盛世何能有此率真超逸之风流？像王与马共天下殆与上古之贵族政治泯然无别——与时俱进的经术遂舍素王之法以就周公之礼，流为高门士族自矜身份之家学。

周礼在六师张皇之际等同强制实施之制定法，而春秋诸侯亦每由礼之僭越自彰为完全意义的主权者。石破天惊的法治帝国正因规范愈恒旋生旋灭，直至科技昌明之近代始见其朋。

国祚短暂的秦朝在兼并中诞生，在扩张中灭亡。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